“咚咚咚！”我抬起埋在卷宗里的头，顺着声音望向门口。一个小男生怯怯地站在门口，身后是一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。 

　　“你就是李超吧？”昨天电话通知过李超，让他过来做讯问笔录。我猜想这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，该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。 

　　“嗯，就是，就是就是。”中年妇女把双手搭在男孩的肩膀上，推搡着走进屋里，满脸的不安：“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是他妈。” 

　　我微微一笑：“他是未成年人，讯问时应当有法定代理人在场，你坐吧。” 

　　当时我从政法院校毕业不久，进入基层检察院工作刚满一年，是头一回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。犯罪嫌疑人叫李超，刚满十四周岁，辍学在家，整日游荡在学校门口，动辄使用武力向过往的学生索取钱财。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保护，不轻易适用羁押强制措施，所以李超被取保候审。 

　　履行完权利告知义务后，讯问开始。 

　　“你什么时候出生的？”我直奔根本性问题发问。 

　　“1997年4月13日。”男孩怯怯地回答。 

　　侦查卷宗反映，李超在2011年2月至4月份期间，实施了五次抢劫，年龄刚好14周岁。 

　　我国《刑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刑事责任年龄；第二款规定“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”。李超实施犯罪行为的确切时间，决定他的实际年龄，实际年龄决定他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、应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。审查卷宗材料，李超实施的前四起犯罪是未满十四周岁之前，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。第五起犯罪的具体时间不能确定，两名被害人在笔录中都是含糊的说四月中旬，“期中考试完的当天下午”。对李超的讯问笔录中提到这起抢劫的时间是四月二十号左右。确定此次犯罪的时间，直接关系到是否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。 

　　“你最后一次实施抢劫是在什么时候？”我接着问道。 

　　“四月中旬。”男孩随口回答。 

　　“你仔细想想，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？”我追问他。 

　　“好像是四月二十号吧，我记得是期中考试那天。” 

　　“嗨，你这孩子，怎么记性这么差，跟你玩的王小二不是说学校四月十号期中考吗？”看到我这么认真地讯问最后一次作案的时间，李超的妈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着急的盯着儿子。 

　　“你不要说话，我在问他，让他自己想。”我制止了中年妇女。 

　　李超马上改口道：“我记错了，学校是四月十号期中考试，我四月十号下午抢的钱”。 

　　“你还小，还有大好的前途，应该去学校好好读书学习，不要随身携带刀具，更不能去殴打和抢劫他人。别人的钱是别人的，不劳而获的思想是最危险的，知道吗”？ 

　　他点点头，眼里是无尽的茫然。 

　　“知道自己错了吗”？我加重了语气。 

　　“知道了。”依然是胆怯的声音。 

　　“大声点，保证自己以后再不犯错误了。”我带几分呵斥似的腔调。 

　　“我保证以后再不抢钱了！”他低着头，亮出洪亮的嗓音。 

　　从侦查卷宗里，我大致的了解李超的家庭情况。他父亲吸毒成瘾，对家庭缺乏责任感，靠他母亲一人打工养家，平日里根本顾不上管教李超。 

　　做完讯问笔录，我把李超单独留下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犯罪被关进去的话，你母亲怎么办，想过吗”？ 

　　男孩低头不语，嘴巴使劲抿着，纠结地拧搓着双手。 

　　我轻轻拍拍他肩膀：“回去吧。一定要做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。” 

　　必须把李超最后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时间确定下来。我马上会同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，深入学校核实。学校证实，中考结束时间是4月15日。再次向被害人核实相符。4月15日下午，李超再次持刀抢劫两名被害人时，刚好是他满14周岁生日的第三天。李超应当对最后一次抢劫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。 

　　我又联系了被抢劫的学生家长，这个家长是一名老师，在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之后，非常开明地对李超的行为表示谅解，希望李超能够改过自新。开庭时，李超的父母都来到法庭，合议庭依法为李超指定辩护人。在法庭上，我作为公诉人，明确指出李超所具有各种法定、酌定从轻、减轻的量刑情节，建议合议庭对李超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格内量刑，建议适用缓刑。 

　　庭审结束后，我走到他面前怜悯地告诫李超：“别再让你母亲伤心了。” 

　　“嗯。”他点头应承。…… 

　　一年后的一天，科长把一沓卷宗搁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我突然惊愕了，卷皮上的犯罪嫌疑人一栏，赫然写着“李超”二字。那一瞬间，挫败感、伤心、难过五味杂陈的情绪如波涛般涌上心头。我快速地浏览了《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》。这一次，李超用殴打和威胁的手段迫使一名小学生打开家门，入室抢劫钱财。 

　　再一次见到李超，是在看守所里。 

　　隔着铁网，他在那头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他面部的沉着冷静的表情与他的年龄极不匹配，让人可怕。 

　　我怒不可遏，却又无奈的把卷宗朝桌子上一搁说：“你这样做，你的母亲怎么办？”当提到他母亲时，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，随后依然沉默，脸扭向别处。 

　　开庭那天，李超的妈妈坐在辩护人旁边。见到儿子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被押进来时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李超坐到被告席上，若无其事的说：“妈，别这样，我挺好的”。 

　　法庭调查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情况，问及李超母亲的身份证号时，不停抽泣的她茫然的看着法官说：“我不记得”。 

　　法官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连自己的身份号也不知道？你是来参加诉讼的吗？”她止住哭泣，含泪求助地望向旁听席上李超的父亲：“我身份证号多少？孩子他爹。”李超父亲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冷笑着说：“你自己都不记得，我哪里会记得？”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这种家庭，怎么能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？ 

　　法庭上，我起身发表了公诉意见。我由衷地阐述了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，属于他们的应该是五彩缤纷的花季。也感慨地指出，现在却有许多的花儿，因为得不到温暖的阳光、甘甜的雨露而过早的凋零。我还感触的提到教育，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全面文明素养的人。我大声疾呼，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，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蒙昧弱势地位。未成年人心理脆弱，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和外界的侵害。人生中总会有相互对立的力量，正与邪、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，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交织在一起，影响着每一个人。人生观、世界观尚未形成的未成年人，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教育的缺失，亲情的缺失都会把未成年人推向反面…… 

　　法律可以维护看得见的正义。然而，如何让看得见的正义照亮每一个孩子心灵的最深处，我执着地在检察工作中探索。（作者系赤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）